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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避孕套“绑架”的藏区女人:无法生育,就没有价值? 

记者/李子建

达杰神情肃穆,跪在上师面前,想知道父亲的亡灵会转世到什么地方。上师告诉了他答案,亡灵会顺利转世到自己的家中。恰好在此时,他的妻子卓嘎怀上了一个孩子。这是电影《气球》中的场景,故事的冲突正来源于此。

《气球》由万玛才旦执导,索朗旺姆、金巴、杨秀措等主演。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女主人公卓嘎的孩子,偷走避孕套当气球吹,间接导致她意外怀孕。卓嘎想要打胎,丈夫达杰认为孩子是父亲转世,坚决不同意引产,一家人面临尴尬而又难以抉择的事件。

自2020年11月20日全国上映以来,《气球》在豆瓣上的国产电影中,获得了7.9分的较高评分。观众对藏语对白的电影非但没有陌生感,反而对主人公的遭遇产生共鸣。

被避孕套“绑架”的藏区女人:无法生育,就没有价值? 

导演万玛才旦告诉记者,观众看到藏区故事,能够感知到他们作为人的情感方式,“作为导演,也希望观众看到这部电影时,对藏区的当下有一个客观的全面认识。”

“气球”引发的生育难题

 

万玛才旦出生于青海藏区,曾做过小学老师,后受到资助,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。他导演的作品如《静静的嘛呢石》《塔洛》《老狗》《撞死了一只羊》等电影,题材无一例外,均集中于藏区叙事。以独特的视角,通过影像反映藏区的生活,也因此被称为藏地电影新浪潮发起者。

电影《气球》的灵感,真的来自一只飘在风中的气球。有一天,万玛才旦去中央民族大学找一位朋友,经过中关村时,一个红色的气球出现在他眼前。气球随风飘舞在天空中,他的目光牢牢地被吸引,灵感突然来了,脑海里出现一个和红气球意象有关的故事。

当时万玛才旦将此意象与藏区结合起来,联想到经常会被懵懂无知的小孩子当作气球玩耍的避孕套,逐渐构建人物关系,故事的雏形开始慢慢浮现。万玛才旦回到居住地后文思泉涌,《气球》的剧本一气呵成。

兴奋的万玛才旦将剧本交给各相关人员,但在当时,没有人看好由避孕套引发的藏区家庭故事。此后,万玛才旦又将剧本改编为小说,发表在《花城》杂志上。直至2018年,他将一万字的小说,经过丰富相关情节扩展为三万余字的剧本后,电影《气球》才终于得到立项,经过前期筹备,进入拍摄阶段。

万玛才旦告诉记者,从最初有了故事灵感,直至进入拍摄,其间经过十余年时间准备。但情节的主线、几个核心人物、整体故事内核其实都没有变。

《气球》是一个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,故事设定在1990年代中后期,围绕一个家庭展开。女主人公卓嘎有三个孩子,在县城上中学的孩子已经不需要大人费心,家中的两个小孩子偷了家里的避孕套,吹大了当作气球玩。因为这个“气球”,卓嘎怀上了一个她并不想要的孩子,矛盾与冲突就此发生。

一方面,在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,如果要孩子,接受罚款将会让家庭面临经济负担;另一方面,在爷爷去世之后,一位深受藏民尊敬的上师,预言卓嘎所怀的孩子,是爷爷轮回转世。

围绕着这个孩子要不要,构成了电影《气球》的核心叙事,而那只气球,也由此变成了一个含义明确的意向,成为故事中主人公的世俗难题。

当女性面对生育难题,某种程度上,众多表现此题材的文艺作品,背景设置几乎均建立在男性占据主导的空间。《气球》中的女主人公,在怀孕之后遭遇的种种压力,暗喻在此时刻,女性身体并不属于自己。

类似暗喻,电影中有多处场景体现,比如女主人公看向等待配种羊群的目光,在此情况下有着别样意味。优质种羊的作用,便是用来配种,羊群生育得越多越好。如果一只母羊无法再产下羊羔,那么它的价值意义立即消失,结果只有被卖掉。

卓嘎内心的挣扎、彷徨,以及面对无法掌控的命运,压力来源正是女性生育。女性的身体并不由自己控制,男性意志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了女主人公。《气球》表达的正是处于此种境遇下的女性,卓嘎掌控自己命运的意识逐渐觉醒,她想要把握自己的身体,以及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。

信仰、轮回中人的困境

 

在生与不生的问题上,对卓嘎的选择有着决定性影响力的是信仰层面的“轮回转世”概念。由此导致的矛盾冲突,也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内核动力。

在万玛才旦看来,轮回转世、生死、佛教等等,就是藏族人生活的一部分,很难把信仰和日常生活分开,这就是现实生活的场景 。

在万玛才旦的多部电影中,都可以看到涉及信仰的表达。《气球》男主人公达杰,之所以坚信孩子是已经去世的父亲的灵魂轮回转世,这一个理念并非空穴来风,而是有其现实生活基础。万玛才旦自己也有类似的生活经历,他被爷爷认定是他舅舅的转世。

也正是由于信仰在藏区生活中的随处可见,甚至影响到人们的思维、行为方式,其最终成为卓嘎陷入困境的直接诱因。在此角度下,信仰会对主人公的生活产生困扰,甚至引发一家人矛盾冲突,便不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。

由此,《气球》主人公卓嘎处在信仰和现实的双重压力下,自己不想生孩子,但出于轮回转世的影响,家人认定怀的孩子是爷爷,两难处境导致她难以抉择。

万玛才旦坦言,从文化、信仰角度,电影中呈现的是藏区语境,离开此语境,普通观众可能理解上存在障碍。因此从创作开始的时候,剧本、台词、拍摄等各个环节,都事先做了铺垫、交代。在此情况下,内地观众有接受故事的心理基础,能够与故事中人物产生共鸣。

在激烈的情节冲突下,万玛才旦对故事中的人物充满温柔的关怀。包括失去爱情出家的香曲卓玛和意外怀孕的卓嘎 ,她们都不能为自己做主。在女主人公面对信仰和现实的双重抉择时,人物陷入双重困境,作为导演的万玛才旦,同样无法替她们做出决定 。

影评人程青松认为,不能因为《气球》讲述的是藏区故事,便认为它是地域性电影,其实《气球》讲述的故事,更具有普世价值。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们,都有可能遭遇同样的困境,“只是恰好由导演采取了藏语对白叙事,并不代表便是地域性电影,这是一个超越地域文化的故事。”

在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中,并没有显示女主人公究竟做出了何种决定。万玛才旦告诉记者,《气球》想要表达的是人的一种困境。某种意义上,这种困境不仅存在于深受信仰影响的藏区,同样也存在于其他区域人们的生活中。

“俗世”中的超现实影像

 

《气球》讲述的藏区故事,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,是比较陌生的电影叙事。这部电影的观影体验,对于从未到过藏区的观众而言,近乎于猎奇。大量的长镜头,将藏区生活原汁原味地呈现,但若除却藏区元素,人物面对的生活,与内地生活一般无二。

比如对性话题的躲避,在各地普遍存在。电影中医生将避孕套送到卓嘎家里时,她的表现始终处于闪躲之中。这不禁让人想到,内地的计生干部送一些避孕用品时,同样的场景并不陌生。

两个小孩子将避孕套当作气球玩的情节,更是在上世纪的日常生活中存在。姜文导演的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中,避孕套同样被吹成气球,这个具有意象性的标志镜头,曾经让很多观众在窃笑中回忆起那个年代的禁忌。

万玛才旦将此意象进一步深化,以至于由此引发的麻烦,将女主人公推进到一个令人近乎绝望的境地:她躺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,准备将不想生的孩子拿掉。丈夫和儿子闯进来,希望逝去的人能够通过转世回到家人身边。

在电影里则以一些超现实风格的影像呈现,也使得电影《气球》的叙事具有独特的意蕴。观众在进入主人公世界的同时,也享受着一场视觉盛宴。

比如,我们都知道湖面上是无法承受一个人行走的,但在《气球》中,绚烂至极的天空下,去世的老人在湖面倒着行走,他的家人在追赶他的身影。水面与天空重重叠叠,现实与超现实不分彼此。

这一段影像的拍摄,其实并没有使用任何特效。万玛才旦介绍,那一天拍摄的时候,场景选择在青海湖边,恰是黄昏时分,水面倒映着天空。手持摄影机随着老人的走动,实拍的效果堪称神奇。

摄影机运动的方式,在万玛才旦看来和一部电影的主题紧密相关。在拍摄《气球》之前,他曾与主创进行深入探讨,认为电影中的人物均处于一个焦虑不安的境地,适合手持摄影机跟拍,表达人物的状态,“选择手持跟拍长镜头的方式,去进入人物内心世界,那种不安会较为准确地呈现。”

摇晃的白色气球,和在蓝天下飘荡的红色气球;酥油灯照亮女主人公的面容,闪动着不安与紧张;卓嘎望向远方的眼神,出家的香曲卓玛面对卓嘎时低首,丈夫得知卓嘎想要拿掉孩子时的咆哮。镜头前的各个人物,均面对着不同命运的选择。

影片中,达杰终于为两个孩子从镇上买回来了红色的气球。一只爆裂破掉,另一只在两个孩子的争抢中意外地脱离掌控之后,轻盈地飘向天空。这只象征着信仰、生命、轮回的气球,伴随着耀眼的红,将去往何方、飞向何处,没有人知道答案。

气球升空,故事中的人物生活继续。卓嘎准备离开家,去往寺庙,在那里她将思考自己的未来,以及肚子里孩子的未来。我们都希望,卓嘎这一次的决定无论是什么,都不会是为了任何人:她的身体,属于她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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